共情，让一部文学作品走遍世界｜岛屿周记 EP08

Tin

克里特岛的夏天仍然是丰沛的阳光、蓝色的海水、山谷里僻静的村庄以及在云端飞翔的海鸟。
岛屿总给人一种奇妙的想象，远离人类活动的中心，又没有失去与大地的连结，抵达时它是船只的陆地，离开时它又是卸下的锚点。因此岛屿适合谈论文学，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在出世与入世的边缘。
这一天，嘉宾们要从雷西姆农到哈尼亚，去参观当地的图书馆，也去见见他们的欧洲读者。语言将人类分割成了不同的族群，但是文学又将人重新聚集，正如程永新所说：共情让一部文学作品走遍世界。

01“没想到会在这里再见面“

在哈尼亚的市政图书馆，余华找到了希腊文版本的《活着》。1994 年，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以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余华的原著也风靡世界。
“九十年代出版的时候，基本都是电影封面，但是以后都不是电影，因为大家觉得看过的已经看过，没看的也不会再去看了。”余华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下了每一次的借阅时间。余华很感动：“哈尼亚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当地居民并不多，每一个填下来的人都是很珍贵的。”
过去四十多年，余华的作品被翻译成了 51 种语言，其中翻译版本最多的还是《活着》。九十年代互联网不发达，中国作家要走出去并不容易。余华说，当时的路径基本是这样的：汉学家发现作品，先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然后联系出版社，再由出版社联系到作家本人。
将余华作品从亚洲带到欧洲的重要桥梁是汉学家何碧玉。何碧玉曾经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法语，现在是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她翻译过余华的《兄弟》《第七天》，也翻译过沈从文、张爱玲、莫言、毕飞宇的书。这一次《我在岛屿读书 3》在克里特岛录制，她也特地从巴黎赶了过来。



在海边长椅上，余华见到了老朋友。何碧玉留短发，穿白色 T 恤，戴一副裸色框的墨镜，一见到余华，就是 一口流利的中文：“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再见面。”
两人第一次有交集是在 1995 年，当时何碧玉在法国一家出版社做中国文学丛书的主编，拿到了《许三观卖血记》的版权，两人通过传真传递信息。正式见面已经是 1998 年，余华去意大利都灵参加活动，结束后去了巴黎。冬天在埃菲尔铁塔上，大家都冻得瑟瑟发抖，鼻涕直流。
相比那时，两人都年长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南欧的八月阳光温煦，戴着草帽、穿着拖鞋，谈什么都很轻盈。
何碧玉说：“你好像和大海有一定的缘分。”
余华说：“原来也是在海边（长大），只是杭州湾的海水是黄色的。”
“你的作品中经常有人去海边，这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是比较罕见的。”
余华侧耳倾听，连连点头，最后望向大海，笑了起来。

02“走到不同读者心里去”

余华与何碧玉在海边叙旧，其它嘉宾也在各自探索哈尼亚。在老城的纪念品商店，飞行嘉宾西川和刘亮程遇到了另一位飞行嘉宾房琪。房琪是旅行博主，《我在岛屿读书》第一季中曾担任常驻嘉宾，到希腊之前，她正在北极旅行。



几个人漫步在街道上，聊起了各自的旅途。房琪问刘亮程：“你更喜欢色彩明亮的地方还是清冷孤寂的地方？”刘亮程说：“我喜欢老地方。到这里之后，你感觉自己不是生活在此时此刻，而是古往今来。你能想到你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人在哪个转角相遇的，你的某一脚肯定会踩在他的脚印上。”出去旅行，刘亮程喜欢看两种事物，要么是空山，要么是风景中的人群。“如果风景是一棵树，那么人就是树上的叶子。”
余华、何碧玉与苏童、程永新、叶子会合后，在咖啡馆见到了几位希腊读者。双胞胎姐妹玛丽安和索菲亚在南京读了大学预科，她们喜欢《红楼梦》，也看过《活着》与《妻妾成群》；男孩刀比尔在父亲的建议下学了中文并在南开大学读了研究生，也正是在中国，他认识了罗马尼亚女孩安娜并将她带回了希腊；另一位叫菲儿的读者，2001 年就曾到河北石家庄学中文，写过三本中文语法书，现在在雅典派迪昂大学教汉语；还有一个叫尤利娅的乌克兰女孩，没能到现场，但是寄来了一封信。
尤利娅说，她的中国丈夫以前并不是文学爱好者，但当他们成为朋友，一起去海边，她朗读书中喜欢的段落时，一切都改变了。“现在我们常常阅读同一本书，虽然我读的是乌克兰语版本，他读的是中文版本，但是不同版本的阅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流。”
文学跨越语言，唤醒人类共同的经验。文学也没有过境，它和所有艺术一样，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的公约数。



在后采中，余华提到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作品《不做告别》。里面有个情节，“我”的妹妹头颅被子弹打穿了，伤口用布包了起来，母亲咬破自己的手指，顺着妹妹被磕掉的门牙伸到了她嘴里，在弥留之际，妹妹轻轻吮了一口，就在那一瞬间，母亲幸福得喘不过气来。这个细节，余华记得很深，因为在“母亲”去世前，韩江又用了一遍。
“一个母亲对孩子的那种情感，就是这样的细节描写，它可以跨越文化、跨越时代、跨越民族，走到不同读者心里去。”余华停顿了一下，认真地说，“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03“文学连接不相干的地方“

在咖啡馆，嘉宾和读者开始了正式讨论。
罗马尼亚女孩安娜问了余华非常具体的问题：“福贵充满了不幸和苦难，那他坚强地活着，是对生活的无奈妥协，还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福贵是《活着》的主角，几十年里，所有家人都离他而去，只有他活了下来。
面对这个问题，余华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用意大利《共和报》文化版主编保罗的话来总结。“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但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不死。”余华每次出新书，保罗都会安排两个版面报道，可惜他因病去世，余华也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作家有时候写小说是凭感觉的，但是保罗说了这句话之后，我一下子就清晰了。”
汉语老师菲儿则拿出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这本书讲述了女学生颂莲嫁入封建大家庭，最终被礼教和争斗吞噬的故事。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原著小说也在欧洲更加流行。菲儿问：“这本书是不是女权主义作品？”



相比于用主义去概括，苏童更愿意称之为一个谈论“相处”的故事。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家庭结构下，她们如何与他相处，她们又如何相处——他无意讨论社会架构、性别冲突，更想知道人和人是怎么回事。不过菲儿的问题倒是激起了苏童的好奇心：“你不知道在遥远的国度，你的作品是谁在读、在怎么读，所以奇妙的是文学恰好可以作为一个桥梁连接两个毫不相干的地方，这是我们写作时意想不到的财富。”
文学是作家内心的场所，落于书页，又是任何人都能参观的风景。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的人、能走过的路都是有限的，但是文学能让作者和读者同时超越时空，在文字的世界里抹除边界，抵达灵魂，彼此守望。这是作家的幸运，也是读者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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